“孔学名高实秕糠”是毛泽东的一句诗，意思是孔子儒家学说听起来名望很大，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，毛泽东属于“非儒”派。

儒家名望是很大，现在一提国学就言必称儒学，一提传统就是儒家思想。许多人也把儒家文化直接当成了中国传统文化，视反儒为反传统文化。“独尊儒术”虽有两千年，但之前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，烂若繁星，可谓“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”。儒学不过是先秦诸学的一支。所以，儒家文化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。

实际上，在孔子儒学创立不久，就有人“非儒”，最大的“非儒”派是墨家，“非儒”与“挺儒”之辩，到如今都未尘埃落定。所以，本章也得从“非儒”说起。

“孔学”是不是“秕糠”，要凭事实说话，待慢慢道来。

儒家经典最后达十三部，注解它们的文字有三亿之多，如此汗牛充栋、浩如烟海，儒学到底有哪些东西呢？得从孔子始创之初的儒学说起。

一种学说的著作文本，是了解、评判该学说最直接、最真实的依据。孔子本人虽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不自立学说，不自我著述。但弟子们帮他立了，编纂了记录孔子与众弟子言行的《论语》，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学术主张，是了解孔子儒家的最原始第一手资料，后来儒学又被继承、发展了两千多年，再梳理下发展的脉络和内容，对儒学就可尽收眼底。

《论语》是本对话体的语录，对话内容涵盖修学教学、当官从政、交友处世、言行举止、品行修养，察人用人，全书贯穿着礼乐仁爱之说与君子小人之辨，记录有孔子师生的活动轨迹。

关于《论语》，中国人熟悉的如，孔子日常守“礼”：“席不正，不坐”、“食不言，寝不语。”

孔子说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

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

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（非轻视女性，应该是说小人性格女人化）

学生子夏说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。

《论语》就如儒学的“圣经”，可对《论语》不以为然的也大有人在，老外黑格尔就算一个。当年德国的黑格尔说：“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（指《论语》），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，在哪里都找得到，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，是毫无出色之处的东西。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，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——至于一些善良的、老练的、道德的教训，从里边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。”（黑格尔《哲学史讲演录》）

黑格尔有着西方人的直言不讳，身为德国人的黑格尔是不太懂中国文化，不懂中国人为何把《论语》把孔子捧得那么高，可这位“理性哲学国度”的哲学巨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翻遍《论语》的确找不到，黑格尔说的“思辨哲学”。

“思辨”就是按逻辑推理、推导，如概念定义，分析判断，归纳总结等。反之，就是不按道理（规律）、没有根据。

《论语》作为语录，以对话、格言的形式记录孔子思想，体裁形式是会限制其论证力、严密性和系统性，可语录内容本身也充满矛盾，如孔子对核心概念“仁”、“道”等，或含混模糊，或有几种说法、莫衷一是。都说孔子说法不一，是在因人施教，但作为哲学不能这样，定义起码要准确、统一，要不可能逻辑混乱。所以，黑格尔说《论语》谈话是“常识道德”，就是修身处世用的，也对。

再以哲学衡量，《论语》及孔子儒学未能给中国人提供一个“形而上”的绝对精神追求，“形而上”就是先验、抽象精神概念，它相对的是经验、具体的“形而下”。如欧洲人执着的“上帝”信仰，如穆斯林对“真主”的虔诚等，它可以让人超越世俗的欲望，有执着的精神追求，《论语》有“形而下”的东西，如修身处世、礼乐制度、道德仁义说教等。而可能成为“形而上”的东西，如“天道”、“天命”、“仁”等，要么莫衷一是、含混模糊、要么不告谱。正如子贡说的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（《论语：公冶长》）即，孔子传授的诗、书、礼、乐等是可知的，因为当时应该都有教材文本，但孔子说的性与道，没办法知道，具体指什么不得而知。

子贡是孔子最聪明的学生，跟了孔子十多年，列为“孔门十哲”，连孔子口中的“性与天道”是什么，都没能搞清楚，你可以解释说孔子的学问太高深了，实在不好懂。可作为哲学，作为著作文本，不能这么讲吧，必须得有很明确的定义，也不能以“学问高深”不可知，来故弄玄奥主义、玄虚主义。可也不能怪子贡，翻遍《论语》不要说有精确的定义，就连明确的说法都少见，即便只是一本语录，对于重要概念的定义，就算片段式的记录本该也会有的，所以后来的朱熹也只能解释说，孔子罕言性与天道，是因孔子不跟多数还不够等级资格的学生讲，一般人听不到，听到了也不懂。可也不想留只言片语在文本上让后人学习，那后人只能猜了，当时的孔子学生都没法猜，后人又如何猜呢，种种想自圆其说，却都解释不通，实际上孔子没有类似老子《道德经》那样“道”的科学定义。

所以，黑格尔说，“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”。且言语不时带着个人精神与情感，无法成为理性的哲学语言。

没有“思辨”的逻辑和没有“形而上”的绝对精神，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影响是显著的，会有人说，你又把中国人的缺点都往儒家扯，往孔夫子头上扣，要扣的不是孔夫子，而是儒学儒教，这不过是事实，也是常理，就像基督教、《圣经》对西方人的影响，伊斯兰教、《古兰经》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一样。

民族性格取决于生存的环境，最大的生存环境莫过于民族文化决定的社会环境，自然环境影响不大，就如犹太人、华人遍布世界各地，尽管所处自然环境变了，可本色却不变，除非他们完全脱离各自的民族文化。儒家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多年，中国成为儒教国家，传统中国人视孔孟为“圣人”，从小拿“四书五经”当圣贤书读，捧着《论语》当圣经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就算现代的中国人，包括海外的华人，传统文化的惯性仍然贯注其身上，要信基督教玩法可能还是儒教，喊着西化骨子却还是中国人那套，包括中国人劣根性的东西，一点也不少。所以要了解中国人，不能不了解儒教，回顾民族文化，正本清源。

儒家没有“思辨”逻辑的后果是，中国人不讲理、不懂讲理。现在的说法叫“滥情理盲”，就是情绪化而不讲道理、不理性，不管大陆的、港台的，还是海外的中国人（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）都是如此，如爱随便给人“扣帽子”，爱进行情绪化（实际无意义）的言语攻击、谩骂，而不循道理、无视事实，感性、纷乱、迷信、“屁股决定脑袋”…等等，不能说其它民族没有，但中国人“滥情理盲”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其它民族。

而没有“形而上”的绝对精神的结果是，中国人自认“聪明务实”，爱投机取巧、机会主义、相对主义、机变、善变等等，乃至完全陷于动物式的低极物欲追求、享受和虚荣，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信仰，没有节操，有奶就是娘，势利眼。如果说中国人有些绝对精神的话，只能说“孝”还算得上，但孝是私德，不能直接变成公德，孝顺的人，也可能在社会上乱来。

受儒教文化影响的民族劣根性并不只以上这些，当然中国人自视不认死理，民族包容性、融合性强大等特点（或说是优点），也与儒教为主的文化传统有关。

虽然孔子是学文科的，也爱搞文艺，言谈感性化、理想化，不时也爱发些感慨、说些漂亮话、喊些口号，条理性、理性方面差些，且没有专著留世，只有一本语录。但仍可以从《论语》那些松散、漂亮的语录中，总结出孔子儒家的思想路线图，这些属于“形而下”的东西，而这些恰恰是“孔学”最大“秕糠”性所在。

孔子儒学主要有三大内容：仁（爱）的价值观、礼制（孝悌的家庭伦理和君臣等级制的社会伦理）和君子人格（个人修身处世）。

一般认为“仁”（仁爱）是孔子儒家学说核心和最高纲领，学习修身成就君子人格和礼制最终都是为了达了仁的最高境界。那如何实现仁（爱）呢？

一般解读认为，具体实现“仁”（爱）的途径有三：

一、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（《论语•颜渊》）

自己不愿意的，不强加于别人。

说起来简单，可极有实际价值。现实世界，人人若能如此，世界就太平了，现实世界中，恰恰许多人是“己所不欲，却施于人。”所以这个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值得提倡，可以点赞。

二、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（《论语•颜渊》）

自己过得好，也帮助人家一道过得好。自己要发展、想成功，也希望、也帮助别人能发展、能成功。这一条也很伟大！现代社会的慈善活动，人道主义援助，国际主义精神，就是在实践这种理念。

三、“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！“（《论语•颜渊》）

克制自我、遵守“礼”（礼制），就是仁。一旦（人人）如此，世界就实现“仁”了。这一条坏事了，且听下面综合起来分析。

一、二是实现“仁”的理念，三是实现“仁”的具体途径，社会成员都遵守某种社会制度，即实行一种社会制度，天下就能实现“仁”。这和马克思的通过一种社会制度，实现理想社会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《论语》中“复礼”的“目”，也就是具体的实施细则是：

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。（《论语•颜渊》）

不符合“礼”（礼制）的都不能做，要遵守“礼”（礼制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；

还有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（《论语•季氏》）

必须敬畏、尊从，不能怀疑“天命”、“大人”、“圣人”。

“礼”当然不是礼数之意，从《论语》中孔子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表现看，这个“礼”，这个制度，只能是西周的社会制度——礼制，及相关意识形态。礼制是人人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，是一种人治。

“天命”即上天的意志，关于国家、社会，个人等诸事，都有“天命”，无可更改，尤其国家的统治权。

“大人”主要是有地位的，有权的人，主要是当官的，也含师长、尊长、权威等。

“圣人”在《论语》中指尧、舜、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公等，都是政治领袖，后称皇帝为“圣上”，就是最高当权者，被普通百姓称“圣人”的，大概只有孔子。

对以上三者，必须敬畏、尊从，不可怀疑。实际要求人尊大，而不问对错。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民族文化心理，到现在还或多或少的在延续，如畏领导、畏权威、畏老师、畏洋人等。只“尊”权，“尊”表面的“强”，而不问实质的值不值的“尊”和“畏”。

于是“礼制”、“三畏”等的结果就“悲剧”了。

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，实践的一直就是孔子崇尚的“礼制”，能否“天下归仁”，能否实现大同社会，答案不言自明。历史的事实证明，这种“礼制”社会的结局，只能是贪官横行、小人当道。哪里还有什么仁呢？

孔子儒学的第二个核心内容是礼制，包含孝悌的家庭伦理和君臣等级制的社会伦理，也即“忠孝”的价值观。

孝（悌）是基于自然与人性的爱，是一种对父母、家人恩爱的报答。

孔子儒学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，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（《论语•学而》）这个是有道理的，不爱父母、不爱家人的人，就更难爱他人、爱社会。家庭和睦当然是社会和谐的基础，现代的人类社会，包括东方社会出现许多暴力、残害等“变态”的事情，不能不说与“孝道”不足或衰微有关系。一个人没过好家庭关，人格显然更脆弱，在社会更易偏离轨道。所以，放弃孝（悌）道而空谈仁爱，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。

先秦时期，“忠”不单指忠于君主，主要也指做事尽心尽责、忠于职守，秦汉以后，“忠”主指忠于朝庭、忠于皇帝。君臣关系是周代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，孔子儒学将“忠”主要定位于忠于君主。

“孝”的合理性无须太多证明，因为它符合基本的人性，那如何证明“忠”的合理性呢？“忠”（忠君）毕竟没有多少人性的基础，春秋时代就是“礼坏乐崩”的不“忠”时代。

儒家是这样证明的。

孔子儒学将孝的家庭伦理与忠的社会伦理进行绑定。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”（《论语•颜渊》），这也是孔子的施政纲领。

语录中单就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君、臣、父、子都该有各自该有的样子，当然什么样没有讲，基本就是尽各自该尽的责任、义务，按当时的周礼。于时，现在有人讲，孔子其实不是提倡死忠君上，甚至不是提倡忠君的，是后续统治者的阴谋，但这怎么可能呢，维护周代礼制是孔子思想的一大核心，君臣父子就是周礼的核心，你不忠君怎么维护周礼，周礼到了孔子手上得到维护、强调，后面的统治者再进一步强化，也很正常，但它终究是一条龙的不平等的等级制，这是大格局，至于孔子崇拜那些古代的圣人统治者，及孔子提倡的君要像君、臣要像臣、父要像父、子要像子，及后代祈盼圣主明君，丝毫改变不了这种大格局，也就是不平等的制度和相伴相生的文化，且它们本身是这种大格局的一部分，孔子儒家就是这种制度和文化承前启后者，所以后来统治才钟爱儒家、独尊儒术，才有“半部伦语治天下”之说，非儒者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反的也是这个，这就是儒家的糟粕部分，作为现代中国人还不明白，还说它代表中国文化，反它就是反民族文化，就是十分糊涂，它无疑会再阻碍国家发展、人民幸福，实际上普通中国人有钱没钱过得都累、不幸福主要不就是受儒家的一些糟粕的思想观念影响、制约吗？

咱们继续分析周礼、儒家们如何证明忠。

孝作为忠的基础，由“孝”推导出“忠”，但把孝与忠直接联系起来，以孝带忠，以君臣之义比作父子之亲，这样得到“忠”的合理性，甚至是“真理性”，把这二者划上了等号，那不忠不也就是不孝的吗？礼制的等级制就简化为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”的等级制，显得很合理，便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。

孝完全符合人性，“忠”则不一定，要看具体情况，有时甚至是违背人性的，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忠和孝本质上说都是爱与爱的回报，父母肯定爱子女，有养育之恩，子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理所当然。而忠，就很难说，皇帝、朝庭一定爱臣民吗？

中国历史上的皇帝、朝庭，欺压、鱼肉百姓的多的是，别说“天高皇帝远”的普通百姓，就算“食君之禄”的朝庭臣僚，又能感受多少恩惠呢？更多的是冷酷的权利争斗，是莫名的猜忌，是“伴君如伴虎”的现实。所以，假的毕竟是假的，加之中国人有奶便是娘、识实务者俊杰的民族性格，现实中孝子很多，但忠臣却不多，除了个别认死理的，尤其儒家的“读书人”外，真正“忠臣”真没几个，历史上的不忠之臣反而太多了。所以，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“孝而不忠”也就不奇怪了。

所以，就有人说儒家“嘴上说的是道德文章，心里想的却是功名富贵。”“满嘴仁义道德，满肚男盗女娼。”这并非虚言，也不是抹黑，这符合常理。以忠孝为例，因为“孝”所以要“忠”，这不符合人性，不符科学而虚假的理论，如何让人能在现实中做得到呢？儒家不少东西都是如此，所以才只停留于嘴上。

而且“孝”属私德，“忠”是公德，私德有儒家讲的“远近亲疏”之别，公德则要靠统一的规则、法治，但儒家把“私”直接带到了“公”的领域，搞的是“血统论”，天下是“家天下”，从上到下走的也是“远近亲疏”的路线，可正如《吕氏春秋•孟春纪•贵公》所言“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（人）之天下也。”公共权力、公共利益不能按“远近亲疏”进行分配，但中国传统的儒教社会却常是这么做的，官府都没有公义可言，普通百姓又能如何，传统中国人遇到社会公共层面的事儿，第一想到的是走关系、讲人情，少有人重规则、讲法治，因为后者没处讲、行不通，你这么干可能生存都难。所以，传统的中国人私德是没有问题的，在家族、宗族的圈子中也会循规蹈矩，可一旦出了圈子到了社会公共领域，中国人就没有公德、缺乏公共精神,如缺乏法治、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，这种影响直到现在，最常见的如：中国人“不会排队”；自己家里搞得干干净净，在外面却乱扔垃圾、随便吐痰；随意侵占公共资源、公共利益，公共生活中爱贪占各种小便宜、耍小聪明等等。

私德带来美好家庭（家族、宗族），公德带来良好的社会，家庭与社会是人类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，所以，私德与公德二者缺一不可。西方人与日本人富有公共精神（日本是集团社会），但他们尤其西方人在私德方面则不如崇尚“孝悌”的传统中国人，现代一些西方国家有些失控的乱伦现象也可说是种侧面反映，而中国人则相反，缺乏公共精神。

传统中国采用儒家的意识形态后，决定了孝的家庭伦理和忠的社会等级制伦理，这两种社会形态来缘自儒家的意识形态，又反作用于儒家意识形态，彼此互起作用。

孔子儒学的第三大内容，是“君子人格”，关于个人修身处世的，即黑格尔所说的“常识道德”，相当部分还是可取的，后世中国人仍可根据修身的需要，予以学习，详见本号国学一本通2： “白话华人必读100句三子经典”栏目的孔子儒家部分，有关修身处世的儒家箴言的集粹。